第 1 章 绪 论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我国近期持续大范围的大气雾霾污染和一些地区的重大水污染事件，尽管致因不一，但必然会引起社会对环境污染治理效果的质疑和关注。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长，我国城市化与工业化速度将保持一个较高的水平，这是我国经济发展速度维持较高水平的保障，同时对环境产生越来越大的压力。如果控制不好，恶劣的生态环境将会严重制约我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因此，加强生态保护和各种污染的治理，加大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力度，已成为落实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议题。[1]目前，影响我国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效果主要有两个因素：环境污染治理投资规模与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效率。毫无疑问，环境污染治理投资规模的增长是必需的，但是仅仅依靠规模的扩张，而忽视环境污染治理投资运行效率，反过来会加大环境的压力，而且由于我国处在现代化的高速发展期，经济社会各个方面对资金的需求量都非常大，资金的集约使用也是必须的。[1]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如何从粗放型转向集约型？如何提高环境保护资金的运行效率问题？在我国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量还无法满足经济发展对环境保护所提出的客观要求下，因此研究我国的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效率问题十分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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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近年来随着我国环境污染治理投资规模不断增加的同时，环境污染程度是否得到有效遏制，环境改善程度有多大，是否有较成熟科学准确的测度评价方法体系求解这一被关注的问题？可见在连续出现的严重污染事件面前，尤显需要给予解答的必要。目前对这一领域的相关研究现状是：（1）关于环境污染治理投资统计口径方面的研究。在现有成果中既有使用环境保护投资的，也有使用环境保护支出的，可以概括为“投资说”与“费用说”。至于二者是否有差别，目前官方与学界都没有统一的说法，使学界仍然在探讨投资口径问题。“费用说”指社会为维护一定的环境质量付出的控制污染和改善环境的总费用。治理环境较早的发达国家采用的是“费用说”概念，美欧虽然使用的内涵相近，但在统计口径上却有各自不同的界定。另外，在我国也有“费用说”类似的定义，李克国认为凡是用于环境资源的恢复和增值、保护和治理的费用就是环境投资。[2]“投资说”相对于“费用说”是一个相对狭义的概念，它从投资的主体、来源、投向和目的的角度描述了环境投资的构成要素及运动特征，刻划了环境投资的动态的投入产出过程。孙冬煜（1999）认为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是指社会各有关投资主体从社会积累基金和各种补偿基金以及消费基金中拿出一定数量的资金，以货币、机器、设备等资源的实物形态投入到治理污染、保护生态、管理以及科研等环境保护的各项活动中，以形成自然资本存量的一种经济活动。[3]张坤民（1992）认为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是指社会投资主体从社会积累中支付的用于防治环境污染，维持生态平衡等一系列的相关联经济活动。[4]王金南（2003）认为我国环境保护投资主要包括工业和区域污染防治、环境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环境保护机构能力建设等内容。[5]孙荣庆等将我国的环保投资范围归纳为：新建项目防治污染的投资、老企业治理污染的投资、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6]厉以宁等认为环保投资应该包括：环境污染治理投资、环境保护投资、发展环境产业的投资。[7]丛树海将环保投资的范围界定为：污染治理投资和环境能力建设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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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我国环境污染治理投资现状分析

2.1 我国环境污染状况分析

近年来，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经济的快速增长，我国的经济水平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经核算到 2013 年，我国 GDP 达 51.93 万亿元，总量仍然位居世界前列。然而，作为经济增长的副产物，我国的环境污染状况也在逐年加剧，例如近期持续大范围的大气雾霾污染和一些地区的重大水污染事件等等，这都影响着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以及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目前，我国污染物排放主要有两个来源：生活污染物排放与工业污染物排放。工业污染中的废气、废水、固体废弃物排放量如表 2-1 所示。另外，由于数据来源所限，本文没有对生活污染物排放情况做相关的分析。从表 2-1 可以看出，工业废水排放总量从 1997—2005 年呈逐渐缓慢增长的状态，平均增长率为 3.24%；2006—2010 年工业废水排放总量虽有波动，但基本上保持居高不下的状态，这 5 年的工业废水平均排放总量为 240.07 亿吨，工业废水治理任务仍很艰巨。然而，其主要污染物化学需氧量和氨氮排放量却逐年递减，说明工业废水中的化学需氧量与氨氮排放量相对得到了很好的控制，其中化学需氧量从 2003 年的 511.81 万吨下降到 2010 年的 434.77 万吨，平均下降率为 2.30%；氨氮排放量从 2003 年的 40.36 万吨下降到 2010 年的 27.28 万吨，平均下降率为 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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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我国环境污染治理投资状况分析

决定环境污染治理效果的主要是环境污染治理投资规模与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效率这两个因素。其中环境污染治理投资规模起着基础性的作用，只有足够的环境污染治理投资规模做保障，才能产生规模效应，才能保障先进管理经验与技术的引进，以更有效地治理环境污染。对于环境污染治理投资的合理界限，国际组织和经济学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当一个国家环境污染治理投资额占同期 GNP 的 1%-2%，这个投资总量大体能控制环境污染的发展；当一个国家环境污染治理投资额占同期 GNP 的 3%-5%，环境质量会发生明显改善[1]。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欧美许多发达国家环境污染治理投资额占同期 GNP 的比重就已达到 1%-2%（见表 2-2），其中美国 2%、德国 2.1%、英国 2.4%、加拿大 2%、意大利 1.3%、荷兰 1.3%，日本更是已达到 2.9%，基本接近环境污染治理投资额占同期 GNP的 3%-5%这一阶段。另外，据预测到 2020 年，发达国家环境污染治理投资额占同期 GNP的比重可能会达到 5%-6%的水平，环境污染治理投资规模还将不断增加，其增长率将明显超过同期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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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我国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效率评价...........26

3.1 基于 DEA 的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效率评价......26

3.2 基于回归分析的环境染治理投资效率的进一步评价......37

3.2.1 数据来源及变量选择...........37

3.2.2 模型设定与回归结果...........37

第 4 章 结论与建议...........41

4.1 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调整优化产业结构.........41

4.2 进一步优化污染治理资金来源与使用结构...........41

4.3 加大污染治理投资力度.....42

第 3 章 我国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效率评价

3.1 基于 DEA 的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效率评价

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效率评价涉及多项投入指标、多项产出指标而且投入与产出之间具体的函数关系不容易确定，评价起来比较复杂，而数据包络线法（DEA）只要确定合理的投入与产出项，不需确定具体的函数关系形式就能对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效率进行有效的评价，在这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本文具体运用了 DEA 中的 C2R 模型、BC2模型以及 C2R 超效率模型。由于 C2R 模型与 BC2模型是对同一期间投入产出数据进行的静态评价，不能探讨治污投资效率在不同期间的动态变动，为了弥补这一缺点，论文将进一步结合 Malmquist指数理论对治污投资效率进行动态测评，实现静态测评与动态测评相结合，让评价体系更完整。Malmquist指数是基于DEA分析方法与Shephard距离函数等理论用Malmquist指数来测算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tfpch）。在规模报酬不变的情况下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可以分解为综合效率变化（effch）与技术变化(tech)；在规模报酬可变的情况下，可以把综合效率变化进一步分解为纯技术效率变化（pech）与规模效率变化（sech）,这与 BC2模型中可以把综合技术效率分解为纯技术效率与规模效率类似。纯技术效率变化反映了技术的利用效率对生产率的影响；规模效率变化反映规模经济对生产率的影响；技术变化反映生产前沿面移动对生产率的影响，用来测度技术进步、创新或一个地区引进新技术并投入生产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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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本文通过 DEA 相对效率评价模型和固定效应变截距模型对我国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效率的差异以及原因进行分析，发现 2003-2010 年间，尽管我国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效率得到不断改善，但是我国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效率并不高，而且全国各省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效率存在很大差异。在对其差异成因进行实证分析时发现：工业废气、废水排放量与经济发展水平符合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工业废水、固体废弃物治理投资规模的扩大有利于降低工业废水、固体废弃物排放量；第二产业比重的提高不利于减少工业废气、固体废弃物排放量；自筹资金比重的提高有利于降低工业废气、废水排放量。我国环境污染治理投资额占 GNP 的比重于近年达到 1%-2%的水平，与此相对应环境污染状况应得到基本控制，但现实状况并未达到基本控制水平，说明仅靠一味的大量投资不是解决污染问题的有效办法。解决污染问题应主要从源头治理出发，通过技术创新、结构调整，提升治污效率才是根本。在技术创新方面，科技创新是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效率水平提升的根本保障，因此，在治污过程中要加强科研要素投入，提升环境污染治理水平，尤其要提升重污染行业的治污技术水平，这样才能使我国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效率水平得到很大程度上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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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