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导论

 

1.1选题背景

长期以来，“失衡”是世界经济的一种常态，而这种“失衡”是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形成也成为一种共识。上个世纪80-90年代，世界经济失衡意味着南北经济之间巨大的贫富差距，即“富裕中的贫困”。当时对“平衡”呼吁则意味着要尽量缩小贫富差距，发达国家对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有援助责任。然而，从上个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世界经济失衡”被表述为“全球经济失衡”，2005年2月23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罗德里戈拉脱在题为“纠正全球经济失衡一一避免相互指责”的演讲中正式使用了这个概念。全球经济失衡是指发达国家拥有大量贸易赤字，而与该国贸易赤字相对应的贸易盈余则集中在其他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主要是指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国际收支经常项目的不均衡状态。

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呼喊而来的金融海啸不仅对整个美国金融体系影响巨大，同时也把世界经济带入衰退的泥潭，从而使这一次次贷危机演变成了一场全球性的经济危机，而这次危机的发生，主流的观点认为，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全球经济失衡，其核心是以美国为主的发达国家国民的过度消费和金融高杠杆率以及与之相对应以中国未代表的新兴市场经济的高储蓄高投资。2008年美国金融海喊后，世界再无平静，2011年开始爆发的欧债危机，不仅威胁欧元区核心国家的发展，同时成为世界经济增长主要威胁之一。而欧债危机可以说是全球经济失衡的一个缩影，同样是因为欧元区某些国家长期负债累积导致经济出现结构性问题造成的。当今的世：界，各种危机都是按下葫卢起了瓢，政府无数次“救火战役”都显得那么无力，危机隐患的根源没有一个被消除，风险源越来越多，所以对这切危机和全球经济失衡的拷问，根源在于实体经济的结构失衡问题，即世界整体以一种畸形结构失衡的增长方式在谋求增长和发展。

 

1.2研究思路及方法

1.2.1研究思路

本研究只要是探讨中国宏观经济结构失衡问题，基本的研究思路是构建分析框架一一描述现状一一发现问题一一解释问题一一解决问题的思路。

具体来讲，基于传统的文献明确本文努力的方向，首先，试图构建一个理论框架来解释转轨经济体宏观经济结构失衡的逻辑机制，并基于此明确分析中国宏观经济结构的分析框架；其次，采用相应的方法来具体考量新阶段中国宏观经济结构失衡的状态，明确现阶段宏观经济结构失衡的特征和状态。再次，在这一大的框架下，从供给和需求两个角度，分别阐述技术供给结构、公共服务供给结构失衡和内需结构失衡、内外需结构失衡以及供需结构失衡的产能过剩问题的特征、机制，并通过中国数据来实证检验理论假说和命题。最后，提出未来寻求宏观经济从失衡走向平衡的制度保障和路径选择，并提出可供选择的政策建议，从而将问题落到实处，达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同时指导实践的作用。

1.2.2研究方法

为了实现本文的研究目标，我们综合采用了多种研究方法来阐述和论证主题，具体包括：

（1）归纳推理和演绎推理的方法。一方面，根据现有的研究文献中的观点和现实经济的基本事实，对中国宏观经济失衡的基本逻辑采用归纳推理的方法进行归纳总结，进一步抽象出相应的研究问题；另一方面，采用演绎推理的方法来补充归纳推理的方法，即用标准数理建模的方法对相应的问题进行严密的演绎推理，推导出理论命题和研究假说。

（2）实证分析的方法。在论文中为了验证我们所提相关命题和理论假说的，为命题提供论证，会收集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和时间序列数据利用面板GMM数据门限回归模型、面板模型以及时间序列数据的协整和误差修正模型等其他合适的计量经济学基本方法来检验假说和理论机理的可信性。

（3）统计分析和比较的方法。本论文首先会在对中国宏观经济结构失衡状态评价中采用多元统计的分析。其次还会采用相关统计数据，并通过对现实状况的观察描述和分析中国宏观经济环境变化，并和其他国家数据进行比较，总结出中国宏观经济失衡的特点、原因以及可能产生的影响。

 

第二章文献述评

 

2.1经济结构问题是一个永恒的话题

Rosenstein-Rodan（1943）的“大推进理论”将发展问题带来入结构主义的前沿。由此开始，结构主义开始兴起，通过结构分析的方法来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战略和路径问题，其中Lewis（1954）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Prebisch（1950）的中心一外围理论、Nurkse（1953）的贫困恶性循环理论、Myrdal（1957）的循环积累因果理论以及Hirschxum（1958）不平衡发展理论都将一国经济增长和发展带入“结构”这一视角。实际上，“如果没有结构转变，持续的经济增长将不可能实现”确实是一条蔵言。20世纪70年代，有关结构变迁或转换的实证和经验研究也取得重大的进展，Pasinetii较早明确使用“结构转换”一词，同时Chenery和Syrguin也定义了“结构变迁”这一词语的内涵，同时在《发展模式：1950-1970》一书中提出从一种状态向一种状态的“转型”的概念，发现在一国的某些经济发展阶段，结构变动是加速推进的。但此时由于结构主义政策方面在拉美的实践失败，也使这一学派发展进入“寒冬”。20世纪80年代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GE）被运用经济结构研究中超越了投入产出模型，在整个经济约束范围把各个部门和产业联系起来，特别Palley（1998）货币理论方面的结构主义模型的出现以及对传统结构模型的反思使结构主义重获解释力。进入20世纪90年代，结构主义分析方法开始运用于成熟市场经济，同时结构主义开始动态化研究，结构研究进入一个数量化、精细化的新时代。

虽然结构主义在发展中仍面临着新古典框架等主流经济学的制约，同时缺乏统一的框架也显得体系不够完美。但是结构问题，作为不论是成熟市场经济的发达国家还是各方都有缺陷的发展中国家，都是一个永恒的问题，所以以结构来促进增长，以结构转化来加速发展等结构问题的研宄一直都没有停歇脚步。

 

2.2有关中国经济结构失衡问题的研究

对于经济结构问题的研究，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是研究经济结构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即研究结构失衡的问题。

2.2.1早期有关中国经济结构失衡问题的研究

20世纪80年代末，非均衡学派的先驱贝纳西在《市场非均衡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非瓦尔拉斯分析方法导论》两本书中将非均衡的概念进入经济分析，即经济不全会达到瓦尔拉斯均衡。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研究社会主义问题，特别是对社会主义的短缺经济分析，与非均衡学派的思想具有想通之处。吴晓求（1992）认为，经济系统经常出现的正常状态包括均衡与非均衡；狭义的非均衡就是市场经济不出清，而系统暂时偏离了自己的期间趋势和正常标准被称为广义的非均衡，非瓦尔拉斯均衡即广义均衡或市场出不清下的均衡，中国经济运行正是非瓦拉斯意义上的短缺均衡或称科尔奈均衡。

对于中国经济运行的非均衡状态，厉以宁有其著名的论述：无论是在传统经济体制下，还是在双轨体制下，中国经济运行都处于一种非均衡状态。研究中国经济的基本出发点在于中国经济的非均衡性。厉以宁一是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总量失衡和结构失衡的问题，即社会主义经济中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的失衡问题，并认识到失衡或者说非均衡是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现实状态。而社会主义经济所追求的均衡，是一种相对的动态的均衡。在此他提出了“以平衡为分析的出发点，但不以平衡为必然达到和必须达到的境界”的著名命题；二是20世纪80年代末期撰写的《非均衡的中国经济》从中国当时的非均衡经济现实着手分析，区分了两类经济非均衡：在第一类非均衡中，市场不完善，价格不灵活，既存在超额需求又存在超额供给，既存在需求约束又存在供给约束，但微观经济单位是成熟的市场主体；第二类非均衡在市场特征上与第一类相同，区别在于其微观经济单位没有摆脱行政机构附属物的地位。厉以宁提出中国可行的方案是使第二类非均衡转变为第一类非均衡，即优先改造企业运行机制，使之成为成熟的市场主体，合乎逻辑地提出中国经济改革必须构建具有充分活力的微观经济主体的政策主张。洪银兴（1988）认为非均衡的两种状态分别是供给不足的资源约束和供给过度的需求约束。而现阶段中国经济主要非均衡表现在资源约束。并从微观到中观产业再到宏观，具体分析了中国各个层面的非均衡状态，以及论述了市场调节在为各个层面从非均衡走向平衡的动力机制。

在此主要受非均衡学派和科尔奈研究转轨经济相关理论的影响，中国学者都从中国经济运行机制入手，认为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其经济运行基本状态即处于一种非均衡状态。同时也集中论述了从这种非均衡状态过度到平衡均衡的可能路径，即通过发展市场经济，给微观主体放权让利提供自主权，为解决当时短缺经济提供理论依据和逻辑。

 

第三章转轨经济体宏观经济结构失衡的理论逻辑....20

3.1宏观经济失衡的一般表现和基本逻辑......20

3.2转轨经济体宏观经济失衡的特殊性.........21

第四章转轨经济体中国宏观经济结构失衡的逻辑框架......29

4.1中国宏观经济结构失衡的基本逻辑.......29

第五章中国宏观经济结构失衡的现状及态势评价.......37

5.1文献综述.......37

5.2中国宏观经济结构失衡测度指标体系的建立.......38

 

第十一章中国宏观经济结构从失衡走向平衡的路径选择

 

11.1中国宏观经济结构失衡与“中等收入陷阱”

新兴市场国家突破“贫困陷讲”——人均GDP1000美元后，很快会迈入1000美元—3000美元的“起飞阶段”；但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附近，在过去快速发展中积聚的矛盾会集中爆发，自身体制与机制的更新进入临界。在这一阶段很多发展中国家由于发展屮自身矛盾难以克服，传统发展战略不再适宜或受外部冲击，经济增长回落或长期停滞，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眺”阶段。根据世界银行World Development Index的统计，全世界214个国家或地区，以2011年美元计算，2011年年末人均GDP超过4000美元的国家有98个，占国家总数的46%。在这98个国家中，人均GDP水平超过12000美元的有53个，己经进入高收入阶段。这53个国家从中等收入水平跨越到高收入水平平均花费12.4年。人口规模1000万以上的国家，由于大国优势明显，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的跨越平均消耗11.9年时间。图11-4演示了完成向高收入经济体过程的完整过程，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打破贫困均衡陷哄、中等收入陷眺，继而进入高水平经济增长稳态所需完成的转型任务（蔡防，2012)。

时至今日中国发展到此，也到了“中等收入陷拼”的大关。回顾中国从低收入国家转变为中等收入国家的经济增长过程可以看出，采取了适宜的方式和路径来实现了经济起飞。但不代表这些路径选择和制度安排就是一劳永逸的，在过去发展中“副产品”一一宏观经济结构失衡在传统阶段没有表现出来或是表现的不明显，当迈入成熟发展阶段，这种各方面的失衡貌似集中爆发，且互相影响，彼此加深。随着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转变，宏观情景发生变化，逐渐失去传统比较优势的中国，新的比较优势仍未获得，这一段“比较优势真空”阶段，面对调整步履维艰。要顺利跨过中等收入陷讲，对于宏观经济结构失衡的纠偏是绕不开的话题。

 

第十二章结论及进一步研究

 

12.1主要结论

为中国宏观经济结构失衡梳理一个逻辑自洽的理论分析框架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本文从新的发展阶段这一大背景出发，从宏观和微观层面构建了一个融合解释供给失衡和需求失衡的框架，本文主要的研究结论包括：

（1）转轨经济体宏观经济结构的失衡，首先受制于转轨经济体所处的发展阶段，其次转轨经济体由于机制的不完善，特别是制度非均衡的存在，使得体制性信息不对称长期无法消解，这样一个宏观状况使得微观经济主体在面对阶段转换和转轨变迁中有一个巨大的调整成本，以至于微观主体的不愿意调整和改变，使得整个经济体的发展存在一个发展惯性，从而宏观经济结构不会随着新的发展阶段而自发调整到一个均衡结构，从而出现一个偏离，这种偏离不是一个简单的短期对长期的偏离，而是由于制度变迁和体制转轨原因表现出一种复杂性和长期性。

（2）作为转轨经济体的中国宏观经济结构失衡的理论逻辑在于，以转轨红利效应降低、人口红利变薄、外资红利恶化为主要的特征的宏观情境变化昭示着中国新发展阶段的到来。面对新的发展阶段，在微观层面，阶段转捩点上微观个体面对着巨大的调整成本，所以微观个体不愿进行调整并沿着既有传统的发展路径持续演进下去，最终在新的时期形成低端锁定，从而造就的中国宏观经济结构失衡的发生；在宏观层面，中国长期发展机制没有内生市场，市场机制的不完善以及市场政府之间关系混乱且定位不清，使得经济决策机制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和代理成本在新发展阶段不断增大，一方面直接导致中国宏观经济失衡的发生，另一方面交互影响微观个体的调整成本。宏、微观层面的问题交互影响，最终产生了中国各种宏观经济结构失衡问题的发生。

（3）通过对中国宏观经济结构整体失衡状况，在趋势上，宏观经济结构失衡指数表现为波动上升态势，从1991年的0.4937上升到2011年的0.5346，虽然在2000-2002年相对较低，但整体上还是呈现持续上升的趋势，说明近20年中国宏观经济整体失衡状态越来越严重。从失衡状态分析来看，整体中国宏观经济失衡程度为0.4528，属于中度失衡。另外，一是供给结构整体呈现中度失衡，与整体失衡一致。具体来讲，产业结构失衡程度为0.3891，属于轻度失衡；技术供给结构失衡程度为0.5618，属于中度失衡；公共服务供给失衡程度为0.6013，属于重度失衡。二是需求结构失衡与供给结构失衡以及宏观经济整体情况类似，均呈现中度失衡的状况。具体来讲，投资消费结构失衡程度为0.3720，属于轻度失衡；收入分配结构失衡程度为0.3466，同样属于轻度失衡；国际收支结构失衡程度为0.5162；属于中度失衡。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