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导论

1.1研究的缘起

2009年，中国招业195亿美元增资澳大利亚力拓集团股份的失败以及随后的力拓在华销售代表胡士泰窃取商业机密案对中澳两国的关系造成了不小的冲击和伤害，引起了双方对于在能源与矿产资源领域合作关系的普遍关注。

中国自1978年起实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速不断加快，目前己经步入重化工业时期和快速的城市化进程。而能源和矿产资源正是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和保障。因此，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能矿资源的需求持续大幅攀升。《中国统计年鉴》的历年数据显示，自1992年起，我国的能源生产量开始滞后于能源消费量。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的能源消耗增势更为迅猛，能源供给缺口愈趋扩大。这迫使我国对持续己久的自给自足的能源政策进行调整，开始大量进口国外资源，以满足国内日益旺盛的能源消费需求。2009年，我国首次成为煤炭净进口国。2010年7月20日，国际能源署在其网站上公布，自2009年起，中国己赶超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能源消费国。

澳大利亚拥有得天独厚的能源和矿产资源裏赋，其丰腴的能矿资源包括铀矿、铁矿、煤炭、铜矿、锡土矿、铅矿、锌矿、镍矿、猛矿、金矿、银矿、锡矿、锂矿、稀土等。截至2011年末，澳大利亚铀矿、镍矿和铁矿石的探明经济资源量雄蹈全球第一，褐煤和招土矿的探明经济资源量位列全球第二，铜矿的探明经济资源量排名世界第三，黑煤和猛矿的探明经济资源量位居世界第五。此外，澳大利亚丰富的天然气储量亦不容小觑。除了能源和矿产资源的高质丰量，澳大利亚还拥有先进的能矿资源勘探、开采和加工技术。2010和2011年，澳大利亚是世界第九大能源生产国。然而，澳较少的人口意味着其本土能矿产品消费量增长一直平稳而缓慢。因此，澳大利亚有大量多余的能矿资源可供出口。此外，澳大利亚政治经济环境稳定、法律体制健全，且历来在全球享有可靠能矿供应国的美誉。2000年以来，得益于世界经济的复苏与增长，尤其是新兴经济体经济的迅猛发展，国际能矿产品需求不断膨胀，价格持续走高，澳大利亚的能矿产业欣欣繁荣，其能矿产品出口屡创新高。

1.2文献综述

1.2.1基础文献

下列六类文献是进行本研究的基础。首先，在研究中澳资源合作前，有必要了解中澳整体关系及其经贸关系。关于上述问题的专著和论文为本研究提供了背景知识。

第二，中澳资源合作的重要条件之一是资源裏赋。英国石油公司对世界能源的历年统计，以及中、澳两国政府历年发布的信息都包含了相关数据。

第三，本研究宄需要大量关于两国资源供需与贸易状况的数据支撑。

第四，在中澳资源合作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对两国的能矿产业政策变迁进行梳理和解读。认真研读这些政策文献便不难发现：（1）中国将继续施行并推进“走出去”的资源发展战略，澳大利亚则将挖掘自身资源输出增长潜力，并将其资源出口与合作的重点放在亚太地区；（2）两国政府都高度重视环境保护与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大力支持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发展。中澳两国的研究要求及时跟进中澳资源合作各方面的最新进展，因此需要时刻关注各大报刊、网站等媒体的新闻报道和评论。

第六，与能源和矿产资源有关的各政府和行业网站，以及相关论著，都为本研究提供了资源领域的有用专业知识。

1.2.2中国研究现状

中国与澳大利亚在能源与矿产资源领域的合作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关乎两国的国家安全，特别是资源安全这一战略问题，因此值得双方关注并研究。随着中澳两国在资源领域合作的不断扩展与深入，对双方资源合作的研究亦得到了丰富和发展。根据我国专家学者对中澳资源合作研析角度和侧重点的不同，大致可将我国在中澳资源合作领域的研究划分为以下四大类。

2中澳能矿产业政策变迁

2.1中国能矿产业政策变迁

能源和矿产资源贸易作为对外贸易旳组成部分，必然受到总体外贸政策旳影响。中国的对外贸易政策与能矿产业政策，归纳起来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自1949至1978年，我国的对外贸易政策实行的是国家管制的内向型的保护贸易政策。新中国成立伊始，一方面是受到当时苏联的影响，另一方面是由于建国初期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采取敌视孤立的态度和封锁禁运的政策，因此当时的中国对内效仿前苏联，严格实行计划经济，重视并优先发展工业，对外只与前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和发展经贸关系，进口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以及交通运输所必需的重要物资和原材料，出口农副产品及一些原料。这一时期的保护贸易政策的基本特征就是奖励出口、限制进口，亦即进口替代与出口促进相结合。当时政府的目标是，除关乎国计民生的产品之外，有什么就出口什么，要不惜成本为国家创汇。

这一阶段的外贸政策表现在能矿资源方面，就是自给自足的能源战略。自给自足的能源战略，意味着国家要大力勘探与开发本国自有的能矿资源，而非依赖国外资源。旧中国的石油工业非常薄弱，石油消费基本依赖进口。新中国成立初期百业待兴，石油对工业发展的意义至关重要。尽管当时的中国己拥有丰富的煤炭资源，但在石油资源方面，却还被扣着一顶“贫油国”的帽子。20世纪50年代后期，我国开始将大规模石油勘探的重点地区从西部转向松辽平原和华北平原，终于在1959年9月25日发现了大庆油田。1960年，大庆油田投入开发建设。到1963年，中国在石油供应方面终于基本做到了自给自足，同年12月，周恩来总理自豪地宣布：中国需要的石油已经可以基本自给了，中国人民使用洋油的时代，即将一去不复返了。1964年起，我国又相继发现了山东油田和天津大港油田。到1965年，我国旳原油和石油产品全部能够自给。至此，中国的能源供应做到了自给自足。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一时期的能源战略的缺陷也逐渐显现。自给自足的能源战略需要不断开源，片面强调经济发展的后果是国内生产总值的能耗越来越高，综合能源效率越来越低，国内现有能源和矿产资源难以维持长期的发展，环境不断恶化。

第二阶段是至1978年，我国的对外贸易政策采取的是开放型的适度保护贸易政策。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一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决策——实行改革开放。1979年，我国开始实行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并将对外开放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对外幵放政策旨在以生产和交换的国际化取代闭关自守和自给自足，促进经济的变革，使我国经济结构由封闭型经济转变为开放型经济，从而促进国民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对外开放中的两项重要内容就是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尤其是出口贸易）以及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这一时期我国实行的是统一的外贸制度，对外贸易活动由国家宏观调控，将扩大出口市场与开放国内市场相结合，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交换。但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的政策导向仍是奖出限进。

2.2澳大利亚能产此政策变迁

澳大利亚对外开放与国内改革政策对其三十多年来的经济增长功不可没。这些政策始于20世纪70年代早期的消除贸易保护主义的贸易自由化改革。一方面，澳大利亚对内致力于提高各经济部门的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澳大利亚力图从双边贸易、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这三个层次入手，进一步实现贸易自由化。能矿贸易在澳大利亚对外商品贸易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2012年，澳大利亚能源和矿产资源的出口额在商品出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分别是28.4%和31.1%；换言之，该年澳能源与矿产资源的出口额之和占商品出口总额的59.5%；位居澳大利亚商品出口榜首。澳大利亚的能矿产业政策对其对外能矿贸易与合作起着导向作用，因此，澳大利亚的能矿产业政策不容忽视。

总的说来，一个国家资源政策的制定主要基于两大考量——能源安全与环境保护。为此，澳大利亚资源政策的目的就是要确保资源供应的充足与稳定、资源价格的合理以及积极应对资源使用所带来的环境问题。2004年6月，当时的霍华德政府发布了题为《确保澳大利亚能源未来》的澳大利亚能源白皮书。白皮书指出，澳大利亚能源政策的三大目标就是能源安全、能源产业繁荣以及能源的可持续发展。

澳大利亚政府对“能源安全”定义如下对于澳大利亚，“能源安全”是指充足、可靠的能源供应以及合理的能源价格，从而保障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其中，“充足的能源供应是指有足够的能源来支持经济与社会活动；“可靠的能源供应”是指能源供应尽可能不中断；合理的能源价格”是指能源供应的价格不会对国家经济的竞争力造成负面影响并且该价格有助于鼓励对能源产业的持续投资。能源安全的这三个要素互相关联，关系紧密。

一般而言，政府的能源安全政策分为两大类。一类是针对短期内的能源供应短缺而采取的降低能源短缺风险的措施。另一类是从长远看而采取的增强能源安全的措施。前者的措施多为建立能源储备。而后者则就能源不安全的根源采取措施，这些举措包括四类：（1）针对极端天气情况或意外事故采取的应急措施；（2）保障短期内电力市场的供求平衡；（3）时刻监测政策的有效性，及时对无效政策作出调整；（4）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使能源供应多元化。

3中澳能源产品贸易......30

3.1煤炭.......30

3.1.1中澳煤炭贸易基础.......31

3.1.2煤炭：中澳能源贸易重头戏......41

3.1.3影响因素与合作建议......45

4中澳矿产品贸易......123

4.1铁矿.....123

4.1.1中澳铁矿贸易基础...123

4.1.2铁矿：中澳矿产贸易先驱和支柱........127

5中国对澳大利亚能矿业投资.......176

5.1外国对澳直接投资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概况.......176

5.2中国企业在澳投资背景......178

5中国对澳大利亚能矿业投资

5.1外国对澳直接投资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概况

澳大利亚的出口结构在1960年代前主要倚重农畜产品，被誉为“骑在羊背上的国家”。之后其能源和矿产品的出口比例不断提升，到80年代超越农产品成为澳最大的出口商品大类，澳又享有“坐在矿车上的国家”之美名。从2005年开始，矿业己成为澳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自2010-2011财年起，澳能源和矿产品出口占其商品出口的比重突破7成，2010-11和2011-12财年为72.0%，2012-13年度为70.6%。矿业既是澳大利亚国民收入的重要来源，也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

外国对澳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矿产勘探和开发领域。2010-11年度，外国对澳直接投资位居前三位的领域分别是矿业（31%）、服务业（27%）和房地产（23%）。2011-12年度，外国对澳直接投资位居前三位的领域则分别是房地产（35%）、矿业（30%）和制造业（17%）。外国对澳直接投资大量流向矿业的峰值年度是2009-10财年，占比高达58%，这主要源于中国企业的投资。

自19世纪中叶以来，外国直接投资—直是澳大利亚矿业乃至整个经济发展的驱动力。澳大利亚矿业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始于1880年代英国人的投资。1960年，澳政府解除对日本的铁矿石禁运后，日本钢企和贸易公司开始大举在澳投资铁矿石行业。20世纪60和70年代日本人的投资属于第二阶段。始于2007年的第三阶段的投资则由中国主导。事实上，自2005年以来，澳大利亚的出口增长一直依赖其资源业，而其资源业的繁荣则归功于外国直接投资。目前在澳经营的大型矿企的拥有者大多并非澳大利亚人，例如必和必拓（76%由外国人拥有）、力拓（84%）、英美资源（100%）、斯特拉塔（）100%等。

6结论

6.1中澳资源合作总体特征

概括前面各章详述的中澳在能源和矿产资源领域的各种合作，其合作基础如下：一、互补的供需状况是双方资源合作的内在动因；二、国际资源市场变化是合作的外部动力；三、两国政府旳资源发展战略、政策支持和资金鼓励为合作提供助力；四、互补的资源禀赋（包括资源总量和人均量、储采比、质量、矿藏规模、幵采条件等）是合作的物质条件；五、资源主产区和消费区的分布以及较为临近的地缘优势为合作带来运输便利；六、中澳资源合作机制为合作提供交流和协商的平台；七、两国在经济结构方面各自的比较优势使得双方经济结构互补，构筑了合作的经济基础。八、中澳自1972年12月建交以来总体政治经贸关系较为稳定，奠定了合作的双边关系基础。

纵览中澳资源领域的各项合作，大致呈现下述总体特征：

第一，自广度而言，中澳资源合作领域不断拓宽，合作模式趋于多元，且相互交叉，各模式内部也有多样化的具体合作形式，中澳资源合作正全面铺开。两国资源合作既有贸易合作，也有投资和能源技术协作。合作涉及的资源从铁矿、铜矿、锅土矿等矿产品逐渐扩展到煤炭、石油等能源产品，再到液化天然气、铀矿等清洁能源领域，乃至可再生能源领域。投资形式从1980年代中后期中澳公司在澳共同组建合资企业起步，渐渐发展到全资收购、控股收购、小额参股、组建合资企业等各种形式。其中，中澳在液化天然气领域的合作堪称两国资源合作模式多元化的绝佳范例。双方签署的液化天然气合作协议不仅仅是简单的贸易合同，还包含中方上游参股、“中澳天然气技术伙伴关系基金等合作方式，内容包括天然气的液化处理、造船、运输、再气化、配送、工程设计和釆购等各环节，是涉及液化天然气全产业链的全方位、多层次的合作。

第二，自深度而言，中澳资源贸易与投资的数量和金额在波动中呈整体迅猛上升趋势，两国相互依赖日渐加深，尤其在液化天然气领域，双方已形成齿轮型密切结合的关系。得益于资源品贸易在双边贸易中所占的相当大的份额，中国保持着澳大利亚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一大出口市场、第一大进口来源地的地位。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