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导论

1.1选题背景与意义

综合国际贸易领域和内生经济增长领域对金融发展与出口复杂度关系的广义研究，发现主要存在以下不足：国际贸易领域的研究更多地探讨的是金融发展与贸易量和贸易结构的关系，缺少对金融发展与出口产品质量或出口复杂度关系的专门研究；内生经济增长领域虽然研究了金融发展与技术进步的关系，却未在贸易开放条件下研究该问题，且研究视角单一；现有研究大多从中观行业层面或宏观国家层面探讨金融与贸易的关系问题，缺少从微观企业视角出发对金融发展与出口复杂度问题的深入研究。

事实上，受到外部融资约束的微观企业经常必须在研发投资和生产性投资之间做出选择，因此，地区金融发展能够通过改变微观企业的研发投资倾向作用于地区出口复杂度的提升。对于面临较强外部融资约束的中国众多中小企业，这一作用途径的发现和深入研究对于激发其从事研发投资的积极性具有尤为重要的现实意义。另外，复杂产品的内部分工使得各类异质性中间产品的交易成本问题进入了我们的研究视野，越是复杂的产品，内部各类异质性中间产品的交易越频繁，交易难度越大，发达的金融体系在分散风险和克服由异质性产品的资产专用性问题带来的交易成本增加上具有优势，由此缓解了异质性产品的投资与生产不足问题，最终通过相对价格变动机制形成了金融发达地区在复杂产品生产和出口上的比较优势。沿着上述分析路径，本文拟从微观企业研发和微观产品内交易‘‘二维”视角出发，深入研究金融发展对出口复杂度的作用机制，在研究维度和研究层面上丰富和深化了既有的相关理论研究。

1.2核心概念界定

1.出口复杂度

出口复杂度在概念层面上是一个集出口产品技术含量、出口产品生产率、出口产品质量与附加值为一体的内涵综合，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一国国际分工地位；从度量层面上来看，它既可以用来测度一个国家整体的出口产品复杂程度，也可以用来测度某个产业或某项产品的复杂程度。

出口复杂度作为对出口产品复杂程度的一种度量，应建立在对复杂产品的精确定义基础上。目前，国际上对复杂产品的界定主要有两种方法：一是Hausman等（2007）提出的，复杂产品就是生产率较高的产品，由于在直接度量产品生产率上存在的困难和障碍，他们釆用基于产品出口国的加权人均收入作为该产品复杂度的度量，虽然这种方法在度量上更简便，但给人的直接印象却是出口复杂度高的产品就是发达国家大量出口的产品，某种程度上出口复杂度成了经济发展水平的一个度量，两者间存在着同义反复或者循环引用问题。与从不同发展程度国家的出口结果上推定某种产品的出口复杂度不同，Nunn（2007）釆用异质性中间品的密集使用程度来表征产品复杂度，这种度量方法从产品的技术与组织构造的复杂性出发，体现了产品生产过程中的技术和分工特征。我们知道，技术较复杂的产品通常有着更多的生产环节或工序，通常需要投入更多种类的异质性中间产品，因而本文倾向于采用异质性中间产品的密集使用程度作为产品复杂度的度量，由此，出口复杂度在概念和度量的双重意义上，可以定义为出口产品的异质性中间品密集使用程度，一国出口产品的异质性中间品密集使用程度越高，则该国的出口复杂度越高。

2.金融发展

基于白钦先的金融资源观和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本文将金融发展定义为金融资产和金融交易规模的扩大，以及金融体系的功能不断完善和运行效率不断提升的过程。（1）金融发展包括量和质两个维度，是金融规模增长（量的维度）和金融系统运行效率提升（质的维度）的辩证统一；（2）金融发展是一个动态过程。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市场自由竞争条件下合理的金融体系倾向于由经济和社会需求引导其发展过程，以最大化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服务功能。

此外，考察整个金融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过程，可以发现其中充斥着市场和政府间的博弈，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往往对金融体系做出种种人为的限制和安排，抑制了金融体系资源配置功能的合理发挥，所以有必要在适当的时机从金融制度安排的角度来考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金融发展水平。因而在单独以中国（企业）为对象研究金融发展与出口复杂度间的理论关系时，本文将釆用中国各地区的金融市场化进程来指代这些地区的金融发展水平，笔者认为对于转型经济体来讲，这是一种更为可靠的研究思路和做法。

2金融发展与出口复杂度提升的文献综述

随着国际贸易领域理论与实践研究的不断深入，学者们对贸易模式和贸易量的研究逐步推进到对贸易质量的研究。出口复杂度作为一个集出口产品技术含量、出口生产率和出口质量为一体的综合概念，衡量的是一国出口产品在国际竞争中的总体表现，标志着一国的国际分工地位，是当前国际贸易领域的一个研究热点。

2.1贸易理论演化视角下的金融发展与出口复杂度提升

贸易理论的演化总体上经历了古典贸易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新新贸易理论四大阶段，前三大阶段有一个共同的假设，即行业内企业的同质性，相应地，对金融发展与出口商品结构的研究前三种理论主要从行业角度展开，而新新贸易理论则强调企业异质性，对金融发展与出口商品结构关系的研究开始逐步深入到具有异质性的微观企业层面。下面我们将依照贸易理论演化进程分别从行业和企业层面对金融发展与广义出口复杂度的关系进行归纳与评述。

2.1.1金融发展、比较优势与贸易结构

对金融发展与国际贸易结构关系的研究主要从金融发展对一国比较优势影响这一路径出发。从李嘉图开始，比较优势即成为经济学家理解贸易模式的基础。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标准的H-O（赫克歇尔一俄林）理论以及新贸易理论分别确认了劳动生产率、要素禀赋和规模经济是一国比较优势的来源，国家之间的贸易模式也随之确定。自从Kletzer和Bardhan（1987）开创性地把金融部门引入到H-O模型，并指出金融发展影响一国产业比较优势变动的可能原因之后，金融发展作为一种新的比较优势来源开始受到越来越多国内外学者的关注，这方面的研究开始大量涌现。金融发展是金融功能不断得以完善和扩充，金融效率不断提高的过程，因而金融发展对比较优势的作用机制必然要归结于金融系统的某项或多项功能，所以本文将主要围绕金融系统的主要功能梳理金融发展对特定行业出口比较优势的作用机制。

2.2技术进步视角下的金融发展与出口复杂度提升

由于出口复杂度是一个衡量出口品技术含量或出口质量的综合指标，而出口复杂度的提升必须以国内生产（产品）的技术进步为前提，因而金融发展与国内技术进步关系的研究可以成为分析金融发展对出口复杂度提升影响机理的理论依据。

对金融发展与技术进步关系的研究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学者对金融功能的认知，不同的金融功能将通过各自的特殊路径作用于技术进步。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将技术进步置于经济增长理论的核心，从此技术进步问题得到了特别重视，金融发展将通过影响各中间变量如人力资本水平和研发效率提升等而后最终作用于技术进步。另外，国际贸易领域研究的微观化也促使我们从公司金融理论角度考察地区金融发展、企业融资约束与企业研发创新和技术进步间的关系。下面将分别以金融系统的功能观理论、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和公司金融理论为依据来梳理金融发展对技术进步的作用机理。

2.2.1金融功能观理论下的金融发展与技术进步

早在十八十九世纪，学者们就意识到金融发展对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有着非常重大的作用。Schumpeter（1912）认为企业家的创新活动是由对暂时性垄断利润的追逐所驱动的，银行中介以向企业家提供信贷的方式来支持技术创新，因而银行家对新企业新技术的选择起着决定性作用。继Schumpeter（1912）之后，学者们的研究主要围绕如何为技术进步提供更好的金融服务，尤其是金融发展如何通过金融功能的完善来克服技术进步过程中的不确定性问题展开。

1.动员储蓄，改善资本配置

金融发展通过资本形成机制，有效地将储蓄转化为投资，并将资本分配到企业家手中，促进技术进步。资本形成机制包括储蓄供给机制、投资需求机制和储蓄投资转化机制，如果融资的生产部门直接向分散的储蓄者融资，将涉及到多种双边契约，增加交易和信息成本。而金融体系的介入会降低融资过程中高昂的成本，有效地聚集个体储蓄，并投资到风险项目中，这有助于将资源重新分配到高回报的项目中，从而有利于技术进步。

3复杂产品特征及出口复杂度内涵.........39

3.1复杂产品的演化........39

3.2复杂产品的二维特征........44

3.2.1技术复杂性........44

3.2.2交易复杂性........45

4金融发展对出口复杂度提升的二维作用机理.......55

4.1交易成本节约视角......55

4.1.1消费者效用......56

5金融发展的复杂产品比较优势效应实证.......71

5.1金融发展的测度与分析.......71

5.1.1基于主成分分析的测度方法.......71

7金融发展的出口复杂度提升效应：企业研发促进视角

本章主要基于中国（区域）金融发展与企业技术进步的实际，对金融发展与出口复杂度提升间的关系进行企业研发促进视角下的经验实证。我们首先对中国金融发展特征进行归纳和阐释，然后检验中国（区域）金融发展经由企业研发投资选择路径对地区出口复杂度的作用效果。

7.1中国金融发展特征分析

中国金融发展是金融体系的规模不断扩张和金融体系的功能不断恢复、护展与提升的过程。施行改革开放政策30多年来，中国金融业在市场化和证券化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金融规模不断扩大，金融机构和从业人员数量大幅增加，基本形成了以中国人民银行为领导，政策性金融机构和商业性金融机构相分离，商业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及民间非正规金融机构在内的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现代金融机构体系；证券市场融资从无到有，上市公司急遽容，从1990年的10家扩大到2014年初的2963家；金融业在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优化金融资源配置，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相对于其他经济领域来说，由于金融业的复杂性和敏感性，其改革仍相对滞后；中国金融市场具有明显的转轨市场特征和新兴市场特征，在金融业快速发展的同时诸多问题并存，主要表现为区域金融发展失衡和金融体系的内部结构失衡等方面。

8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章首先对本研究的主要理论和实证结论进行总结，而后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最后分析本研究存在的局限性以及进一步的改进方向。

8.1研究结论

基于复杂产品的“二维”特征，本文沿着技术和交易两条路径构建了金融发展作用于出口复杂度提升的理论框架。首先，在技术不变的假设前提下，从复杂产品的交易复杂性角度，探索了金融发展经由异质性中间产品生产性投资作用于复杂产品比较优势提升的理论机制，其次，从复杂产品的技术复杂性出发，构建了地区金融发展经由企业研发投资倾向作用于复杂产品比较优势的理论机制。在理论构建基础上，文章接下来对相应的理论假说展开总分式结构实证。全文从理论和实证方面得到的基本结论如下：

一是本文基于产品内分工演化视角，分析了复杂产品所具有的技术和交易上的“二维”复杂性，指出两种复杂性的联接点为中间产品异质性，并在此基础上本文重新界定了出口复杂度的内涵和测度方法，对1991年至2011年世界上192个国家的出口复杂度进行了对比分析。研究发现，发达国家尤其是发达工业国的出口复杂度明显高于发展中工业国，同时发展中工业国的出口复杂度明显高于一般意义上的发展中国家；七国集团的平均出口复杂度始终位居世界前列，其次是19个发达工业国，而后是二十国集团；11个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出口复杂度增长很快，形成了对一般发达国家的有效追赶；“金转四国”的平均出口复杂度与发达工业国甚至新兴工业国的差距依然很大。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出口复杂度在各主要经济体中位列最后，说明发展中国家整体的经济技术水平仍然很低，对外贸易实现转型的任务仍很艰巨。

二是本文运用扣除加工贸易的中国各地区一般商品贸易数据来计算中国各地区的出口复杂度，避免了加工贸易对中国出口产品质量的“虚化”提升。从两种计算结果的对比来看，计入加工贸易的中国平均出口复杂度相比未计入的情形将中国出口复杂度“虚化”提升了近20%。2002年至2008年，包含加工贸易的中国出口复杂度经历了较大波动，然而易除加工贸易后的出口复杂度却变化不大，说明相比一般贸易，加工贸易更具脆弱性和易变性。研究发现别除加工贸易后，中国的出口复杂度与老牌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很大差距，但仍高于一般发展中国家和‘‘金砖四国”的平均水平，这代表了中国出口产品质量的真实国际地位。从中国省际视角来看，2002年至2008年期间，中国各省大多于2003年或2005年达到各自出口复杂度的峰值，出口复杂度一直处于上升状态的省份只有四个，分别是宁、上海、福建和重庆。从次国家区域层面来讲，中国东部地区的出口复杂度最高其次是西部地区，中部地区最低。东部地区除海南的出口复杂度较低外，其他各省均较高；中部地区除资源大省山西的出口复杂度较低外，其他各省的出口复杂度相差不大；相比之下，西部地区省际间出口复杂度差异较大。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