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台湾后乡土文学的修补价值与发生发展

台湾地处中国边陲，孤悬海外，和祖国大陆隔海相望，由于交通不便沟通不畅，虽一衣带水，但终不免存有蛮夷和弃子心态。历史上，台湾先是被荷兰窃取占据，后经郑氏光复，郑氏降清后重回中国版图。由于甲午海战中国战败，台湾又被割让给日本，再次成为他国的殖民地。1945年日本战败，台湾光复，但由于国民党当局的威权统治引发激烈的阶级矛盾和省籍矛盾，从此台湾又陷入此起彼伏的民族性与“本土化”角力的各种政治漩涡之中。1987年解严以来，随着岛内外政治、经济形势的改变，台湾社会又逐渐表现出务实化、多元化、开放化的倾向。正是由于台湾这种特殊的地理、历史背景，台湾乡土文学才获得了发生发展的土壤和空间，成为中国文学版图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现代以来，乡土文学由于其现实主义的特质和人道主义的精神成为台湾文坛选择反映社会、批判现实的审美载体，无论处于高潮或低潮，至今仍方兴未艾，而根据社会的性质和文学的特征，这种选择无疑是双向互动的。

第一节 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台湾乡土文学的自我修补

自从 19 世纪中后期“现代性”的思维和逻辑进入人们的视野之后，现代性毫无疑问地成为人类社会最重要的焦点性话题之一，“它在文学的、哲学的、政治学的、社会学的、法学的、经济学的争论话语中，都已经成为出现频率最高的核心术语之一。不同领域的研究者常常会突然意识到，我们研究的许多理论和实践方面的重大问题，实际上都直接地或间接地与现代性问题构成深刻的关联。”既然现代性对时代发展与历史进步产生着如此重要的影响，20世纪以来西方众多思想家与评论家便从不同的角度关注现代性的表现与发展，也对现代性展开了不同面向的界定与讨论。鲍曼认为，“我把‘现代性’视为一个历史时期，它始于西欧17世纪一系列深刻的社会结构和思想转变，后来达到了成熟。”与之相似的是吉登斯，他明确把现代性理解为一种制度安排，“‘现代性’指大约从 17 世纪开始在欧洲出现，此后程度不同地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影响的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而与他们不同的是卡林内斯库提出的对现代性的见解，“最广义的现代性，正如它在历史上标榜的那样，反映在两套价值观念不可调和的对立之中，这两套价值观念对应于：（1）资本主义文明客观化、社会性可测量的时间（时间作为一种多少有些珍贵的商品，在市场上买卖），（2）个人的、主观的、想象性的绵延，亦即‘自我’的展开所创造的私人时间。

第二节 台湾后乡土文学产生的时代条件

从政治背景来看，对台湾后乡土文学的产生具有推动作用的是国民党统治当局在1987年 7 月 15 日宣布“解除戒严”这一政治事件。国民党当局自大陆战败退守台湾之后一直采取威权统治，虽然“名义上仍是坚持民主宪政，形式上也维持宪政所规定的政治运作，但反对团体却长期被压抑，甚至被视为‘叛乱’而加以刑罚。这种长期国民党控制下的政治体制，可被称为‘威权一党制’”，而在 1949 年 5 月开始实施的全岛范围内的戒严举措正是维护“威权一党制”统治的具体实践之一。“戒严令”的正式名称为《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布告戒字第一号》，它是由时任“台湾省政府主席兼警备总司令”的陈诚直接颁布，内容规定自1949年5月20日零时起在台湾省全境实施戒严，适用于台湾本岛、澎湖列岛及其它附属岛屿，相关法令还包括《戒严期间防止非法集会结社游行请愿罢课罢工罢市罢业等规定实施办法》、《戒严期间新闻杂志图书管理办法》和《惩治叛乱条例》等。“戒严令”的实施可以看做是国民党从战败现实中汲取经验教训从而调整其统治政策的举动，它在客观上巩固了国民党在台的统治根基，同时达到了钳制台湾人民思想与言论自由的目的。在这种政治环境中，“台湾进步的、民主主义的、爱国主义的作家、组织、文艺理论、哲学与社会科学，都遭到致命的打击，台湾左翼文学传统受到毁灭性的破坏”，相反，反共的、法西斯主义的文学与“战斗文艺”却在权力的唆使下滋生泛滥。由此，台湾文学的发展被纳入国民党统治的的官方体制，文学成为政治的附属物与传声筒。统治阶层通过成立作家协会、评颁文艺奖金、主办文学刊物、投资官办书店和出版社等措施，完成了对文学的高压统治和政策规范，使其完全失去了自身的独立性和思想性，主流意识形态完全主导了当时的文学生产、市场流通和产品消费。尽管“反共文学”由于反文学性的本质和内容的空洞乏味很快没落，但由于政治高压的存在，台湾文坛依然没有出现或公开出现能够反映与批判现实的文学现象。于是，既符合美国反共反苏利益又与国民党专制统治没有根本矛盾的“现代主义”文艺理论成为这一时期文学创作的圭臬，“现代主义”文学开始了对台湾文坛长达十余年的统治。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由于中国大陆的崛起，台湾的国际地位开始动摇并最终被新中国所取代，同时由于岛内资本主义处于原始积累时期，过度的发展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与阶级矛盾。台湾文学界与知识界的有识之士开始对虚无缥缈的“现代主义”文学产生强烈的质疑与反感，提出了文学应该写谁、写什么、为什么写、如何写以及语言的大众性、民族风格与形式等一系列问题，并与“现代主义”文学阵营展开激烈论战，同时为配合理论口号的提出创作了一批观照现实的乡土文学作品，由此台湾文学中的乡土流脉得以传续，并为后乡土文学的出现做好了题材上的准备并提供了“文学民主”的传统。“根据现代化发展的经验，国家从事现代化的早期，采取‘威权动员政党形态’，似乎是发展中国家不得已的途径，然而一旦迈向了现代化的社会，自然不能再以威权政党为满足，提供一个开放的政党竞争体系，以配合日益多元分化的社会，以及与日俱增的大众参与，是不可避免的趋势。因此，建立民主宪政的政党体制，使大众能循着制度化的管道参与政治，防止‘参与爆炸’，是发展中国家维持长治久安的不二法门。”

第二章 台湾后乡土文学主题内涵的突破创新

在现代文艺批评中，主题是一个重要且常见的理论范畴，它对文艺作品的构思、创作、传播都会产生深刻的影响。俄国著名文论家瓦·叶·哈利泽夫认为主题“同作者对艺术之处的现实的诉求是相联系的，要是没有这种诉求，艺术便不可思议”[100]。而歌德在谈到文学主题时则指出，“母题多么重要，这一点是人们所不理解的，是德国妇女们所梦想不到的。她们说‘这首诗很美时’，指的只是情感、文词和诗的格律，没有人梦想到一篇诗的真正的力量和作用全在情景，全在母题，而人们却不考虑这一点。成千上万的诗篇就是根据这种看法制造出来的。其中毫无母题，只靠情感和铿锵的诗句反映出一种存在。”虽然此处歌德使用的是“母题”一词，但通过比对可以发现这种文学母题是从“情景”的角度出发而狭窄化的母题，其基本内涵正是文学主题。由于主题自身的重要意义，围绕着对各种文艺作品基础价值与思想底蕴的讨论与研究，主题学这一专门的文艺批评方法就应运而生了。主题学（thematics）一词源于西方，“在现代欧洲诸种语言中广泛流通的‘主题’（主题学）这一词语，乃源生于古希腊语中的 thema——该词的涵义：那种被置于基础之地的东西。”现代意义上的主题学，一般多指比较主题学（comparative thematics）或文化主题学（cultural thematics），即在规避单一学科和单一文艺作品的基础上，打破文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藩篱，运用多元综合的研究方法归纳整理作家群或作品群中存在的不同主题以及追踪、研究同类主题的变异和造成这种嬗变的主客观因素。

第一节 乡土呈现中的“鬼神”主题

“鬼神书写”是中国文学创作中的一个传统主题，翻开浩如烟海的中国古典文学著作，从诗歌、散文，到话本、小说、戏剧，都能找到关于鬼神主题的文学作品，这其中的“鬼神书写”既有封建迷信的成分也有讽喻现实的寄托。“然而时至现代，此一传统戛然而止。五四运动以科学民主、革命启蒙为号召，文学的任务首在‘反映人生’。放诸文学，此一摩登话语以欧洲 19 世纪的写实主义为模式，传统的怪力乱神自然难有一席之地。鬼魅被视为封建迷信，颓废想象，与‘现代’的知识论和意识形态扦格不入。”[从此，鬼与神不幸成为理性主义“祛魅”的对象。在经过晚晴阶段的充分酝酿之后，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拉开大幕，将蔽塞、老迈、不堪重负的中国封建社会推上现代化发展的轨道，并亟欲寻求现代性的考量，而代表科学与理性的“赛先生”适时登上了历史舞台，成为这种救国追求的双翼之一。由于“赛先生”的到来，全国范围内清扫封建迷信、祛除蒙昧无知的新文化运动蓬勃展开，而鬼神文化首当其冲，成为批判与打击的重要对象。一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以《新青年》为主要阵地，发表了大量的杂文、评论以及译文，揭露与批判以鬼神思想为代表的各种封建迷信活动，认为其是“惑世诬民”的罪魁祸首。胡适在其文章《无鬼丛话》中谈到，“吾常持无鬼之说，论者或咎余，谓举一切地狱因果之说而摧陷之，使人人敢于为恶，殊悖先王神道设教之旨。此言余不能受也，今日地狱因果之说盛行，而恶人益多，民德日落，神道设教之成效果何如者！且处兹思想竞争时代，不去此种种魔障，思想又乌从而生耶？”继而从根本上批驳了封建迷信思想的立论依据。而鲁迅也对这一时期的鬼神习气展开批判，认为“现在有一班好讲鬼话的人，最恨科学，因为科学能教道理明白，能教人思路清楚，不许鬼混，所以自然而然地成了讲鬼话的对头。

第二节 边缘视野中的“废人”主题

“废人”是在台湾后乡土文学中出现的一种具有鲜明人格特征的人物形象，以描述这种人物形象的思想、行为、话语、心理、性格为轴心，并围绕其建构故事情节、展开文学叙事的文学文本，我们将之归纳为后乡土文学中的“废人主题”作品。在这类文学作品中，人物形象的塑造与表现成为文本关注的中心，其思维与言行往往是某种时代隐喻或审美批评的着力点和负载物，而故事情节反而较为淡化与琐碎，仿佛围绕着“废人”的乡土时空本身就是简单而边缘的，从而给人以一种无力感和漂浮感。就在这种陌生与虚无的感受之中，人们走进了乡土废人的生活世界，而充塞其中的则是自由向往与精神反抗。

台湾后乡土文学中“废人主题”的出现既有文学传统的延续性也有文学创作的创新性。对于其延续性而言，我们认为“废人”的出现是对海峡两岸现代文学肇始以来“零余者”形象的继承与变革。“零余者”的人物称谓来源于俄国作家屠格涅夫的小说《零余者的日记》，而最早产生的“零余者”文学形象则是俄国作家普希金在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中塑造的主人公奥涅金，其余还有如莱蒙托夫在其心理小说《当代英雄》中刻画的毕巧林，屠格涅夫在其长篇小说《罗亭》中塑造的罗亭等等，这些人物共同构成了十九世纪俄国文学中贵族知识分子的形象系列。俄国文学中“零余者”的出现，大多和当时的社会背景息息相关，他们一般具有一定的学识修养和思辨能力，对社会现实和人文环境持有不满情绪，但又无力对改变现状作出实际有效的行动，因此这种激进的思维和滞后的实践往往在其内心深处产生尖锐的矛盾，使其成为孤独、骄傲、苦闷并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的特殊一群。随着20世纪初中国五四文学革命的开展，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成功继承与发扬了这种“零余者”书写的无疑是郁达夫。以他的代表作品《沉沦》为例，小说主人公“他”生长在一个中国传统家庭，从小接受传统的中国式家庭教育，但在长大后四处求学的过程中，又接受了较为开放自由的进步思想，这就为主人公的性格带来了既传统又叛逆的双面性和分裂性，也为后文中“他”的自戕埋下了深刻的心理根源。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主人公“他”的自由思想与致用学识处处受到压抑与束缚，“他”想大声疾呼却只能在酒馆与妓院中寻求解脱，“他”想精忠报国却只能在异国的土地上备受凌辱，终于在性的苦闷和异族的歧视中逐渐沉沦，最终成为时代的“零余者”而自我毁灭，是这一历史时期被侮辱者和被损害者的典型代表。除了郁达夫的《沉沦》之外，其他如鲁迅笔下的子君与涓生、巴金笔下的吴仁民与觉新、钱钟书笔下的方鸿渐等也基本上具备了时代“零余者”的种种特征。受祖国大陆的影响，台湾现代文学经历了和大陆现代文学相似的进化过程，而在台湾特殊的历史背景中，台湾现代文学中也出现了“零余者”的群体形象。学者黄锦树认为，“关于废人，台湾文学史上最重要的先例可能是日据时代龙瑛宗的《植有木瓜树的小镇》（1936）。”根据上下文背景来看，这里的“废人”的内涵应该等同于“零余者”的意义指涉，而与后乡土文学中出现的“废人”存有意义上的差别。《植有木瓜树的小镇》是台湾作家龙瑛宗的处女作，发表于 1936 年，而当时的台湾还是日本的殖民地。

第三章  台湾后乡土文学叙事策略的技术转型…………94

第一节  意蕴丰富的叙述视角…………….96

第二节  多维表现的叙事时空…………………107

第三节  由“扁”入“圆”的叙事人物………………….116

第四章  台湾后乡土文学艺术风格的模式转换……127

第一节  微观视域的认同...............129

第二节  在地感的凸显.........138

第三节  乡土写实中的多元审美实践…………147

第五章  台湾后乡土文学语言风貌的独特呈现………156

第一节  国语的压迫性与务实性……156

第二节  混合语码的美学阐释………………160

第三节 原住民文学中的双语书写.............171

第五章 台湾后乡土文学语言风貌的独特呈现

国民党迁台后，制定一系列高压政策试图稳固统治形势，其中强制推行国语的使用就是企图在语言、思维等方面达到统一思想、维护政权的目的，从此国语在台湾社会的流通具有了主流化和中心化的特征，而地方方言以及其它一些族群语言则从属于边缘地位。这一语言现象很快在文学创作中得以体现，一批随国民党迁台的大陆作家开始使用国语进行文学创作，而台湾本地作家也试图尽快度过语言适应阶段。因而，解严前的台湾文学主要以国语的面貌出现。与此同时，由于这一阶段的台湾社会发展仍处于不稳定状态，文学自身需要投入更多的热情去关注社会现实与生活现状，因此文学语言仅仅是乡土作家或热或冷地用以表达政治诉求的工具而不具备主体叙事的独立性意义。

第一节 国语的压迫性与务实性

国民党来台后，出于稳固统治的考虑，在台推行一系列文化文字政策，包括推行国语辞典、采用语文标准教科书、注音符号的统一以及规范语文考试制度等等。这种国际通行的文化政策一方面起到了促进政令畅通、提高交流效率的作用，但另一方面在客观现实上确实对流行于台湾的闽南方言、客家方言、原住民语言甚至日语造成了压迫和排挤，使其从原来的主要交流工具变为仅仅是民族共同语的从属。其实，这种现象的出现是民族语言发展中的正常现象，是民族共同语“去殖民化”以及和地方方言之间相互发展相互影响的正常表现。然而，由于国民党的残暴统治所带来的省籍矛盾和阶级矛盾，原本应与方言和谐相处、共同发展的民族共同语也成为某些本省籍知识分子口诛笔伐的对象。日据以来，台湾长时间处于日本的殖民统治之下。日本殖民当局出于稳定局面，安抚人心的考虑，开始并没有禁止台湾人民使用汉语，因而台湾民众大量开办私塾，传授中国传统文化以此来维护自身的国族身份和道德体统。

结语

纵观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台湾乡土文学，虽然随着历史语境的演变其主旨与内涵不断发生嬗变，但基本上是以中国或台湾作为精神皈依或原乡图景，以“乡土”尤其是乡村生活为现实载体进行的文学创作，通过讲述发生在乡土上的人与事，表达出一种宏大的历史叙事意图，这种历史话语的中心思想表现为民族的、反殖的、阶级的、左统的、“本土”的等等。可以说，台湾文坛这一阶段的乡土文学表现了一种中间价值体系，在宇宙天、地、人的架构体系中一直与“人”的意图产生密切联系，这里的“人”是大写的、群体的“人”，主要是社会意识形态的表征。中间价值体系的表现有其先进性的一面，在社会政治体制落后、统治力量专制腐朽、人民处于愚昧麻木的时代，这种文学现象能够迸发出振聋发聩的声音，从而闪耀出启蒙的光芒，台湾乡土文学在日据时期以及70年代的表现也确实如此。然而，始终和中间价值体系保持密切关系也有不利的一面，即文学很容易为意识形态所利用，成为政治的附庸或统治集团的宣传工具从而失去其文学性和独立性，而台湾乡土文学在50年代和80年代中的表现既是如此。 

在论述西方现代主义艺术以及台湾乡土文学现代性的过程中，我们已经讨论过文化形态被制度化的问题，正是因为社会环境中异质性因素的全面渗透削弱了它们各自的反叛性力量，后现代主义才凭借现代性中原有的先锋性和不妥协性的文化品格以多元与世俗的面貌重拾反思与批判的武器。可以说，后现代主义以及向其借法的台湾后乡土文学正是以“多元”与“世俗”的审美手段来对抗制度化文化状态中的“单一”与“宏大”，以此来重新获取主体价值和美学意义。但需要指出的是，在消费社会的时代背景下，台湾后乡土文学的“多元”与“世俗”多和商品、市场、物质、欲望等社会现象挂钩，这就为其被当代“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制度化埋下了种种隐患，为文学的道德沦陷提供了机会。周宪指出，“后现代主义艺术在粉碎现代主义自律性的制度化的同时，它‘跨越边界——填平鸿沟’的同时，又导致了新的危险，即将艺术和非艺术混为一谈，进而为消费社会的商品逻辑进入艺术提供了可能。”虽然此处谈到的是西方的后现代主义，但也非常符合台湾后乡土文学的生存处境。事实上，后现代主义思潮在台湾兴起的本身就有政治选择的意味在内，“它其实暗含了一种反对态度：既反对乡土文学原先的左翼中国民族主义立场，也反对八十年代日渐壮大的台湾文学论的‘台独’色彩。表面上它反对文学的政治性，实际上它同时反对乡土文学中的统、独两派，并希望国民党政权维持下去。”虽然这种情况与90年代以后的后乡土文学有所不同，但思潮生根时所形成的那种政治冷感或甘愿被制度化的态度也成为日后后乡土文学肆无忌惮地与光怪陆离的商品社会产生密切关系的重要诱因。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