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社会学专业博士论文范文，主要研究底层抗争与基层治理当代中国乡村社会秩序。

第1章导论

1.1选题缘起

黄仁宇旳《万历十五年》一书风靡之时，寻找重要年份（如万历十五年）.就成为学者和知识分子的“时髦标识”。在中国的历史上，“三十年”周期似乎成为一个定律。1919年的五四运动、1949年新中国成立、1978年改革开放，似乎每隔30年，便是历史上的重要年份。而2008年，注定是一个不平凡的年份。南方雪灾、泣川地震、经济危机以及北京奥运会，给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带来了大悲大喜。在这其中，也发生了 “6.28”贵州瓷安事件，“7. 19”云南孟连事件，“11.3”重庆出租车罢运事件，“11. 17”甘肃陳南事件，“12.25”广东东竞劳资纠纷事件等。这些群体事件的出现，似乎掀开了中国波澜壮阔改革下所掩盖的隐蔽的一角，在轰轰烈烈的改革开放、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背后，仍然存在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即为上层社会所漠视的底层社会及其社会抗争问题。2007年完成农民工的生存行动研究课题不久之后，骤然发现，这一领域尤其是群体性事件在2008年之后受到了空前的关注。出身于底层的我也为这一现实而激动不己。2009年进入博士生学习以来，始终关注着底层社会的发展状况，也把这一领域发生的动态图景作为毕业论文的选题，即便到了论文完成的2013年，迈入而立之年的我依然为这一选题激动不己。我所观察到的是：随着近年来底层社会出现越来越多的抗争，和谐语境掩盖下的底层社会问题逐渐浮出水面。“改革进入‘深水区’以后，大家才发现，所有被小心翼翼绕开的问题，最后形成了一种滞后效应，累积成今日无法避幵的社会矛盾"“在意识形态的影响下，政治化的话语往往掩盖了复杂生猛的社会现实。意识形态主导下的诸多话语，空泛、虚妄、浮华，严重脱离社会生活。充斥在报纸电视上的这些话语，与基层社会生活真实状态严重脱节。因此，底层研究在中国需要张扬。”④尤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自乡村、继而城镇以信访和群体性事件为主要表征的社会冲突日益频发，近几年，群体性抗争事件一直处于高发期，无不折射出当前社会稳定状况令人堪忧的一面，特别是农村的社会稳定状况，无论是官方（连续多年中央一号文件关注“三农问题”）还是学界（“三农问题”研究学者）对此都非常重视。当前，对于底层社会的关注已经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其现实关怀吸引了越来越多年轻学者的加入。

我们知道，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农民的终结”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是一个伪命题，仍然需要农村发挥“稳定器”与“蓄水池”的作用，农村社会的运行状况是关系到国力强盛、国家发展乃至长治久安的重要因素。然而，与上世纪上半叶毛泽东等人领导的土地革命和晏阳初、梁漱漠等人领导的乡村建设运动不同，新时期的新农村建设面临着与以往完全不同的环境，抗争事件频发、治理陷入困境，如何理解这些变化、把握这些变化？为此，国内学术界己经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例如，上海世纪出版集团、译林出版社等机构先后出版了数十种西方学者的有关论著，引入西方的话语研究中国的现实问题：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先后举办了 “集体行动与社会运行研究讲习班”（2007年）、“政治社会学（社会运动）工作坊”（2011年），搭建了国内学者共同探讨研究社会运动（抗争政治）的平台：还有《社会学研究》与《社会》等著名期刊连续刊发多篇有关抗争行动的学术论文。值得一提的是，许多“三农研究”学者（如以“村治”系列研究著称的“华中学派”），走进田野，通过对一个个村庄的“深描”或“厚描”揭示农村社会旳种种面相及治理的现状，他们还培训了一大批以农村研究为志向的学生加入到中国农村研究的团队中。然而，不无遗憾的是，关于中国农村研究的著作尤其是关于农村的经验故事及个人解读等作品汗牛充栋，颇有大历史学家傅斯年所说“史学就是史料学”的味道，难免让人有“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之惑。有鉴于此，本文试图通过解剖“麻雀”来深入考察当代农村社会秩序的成因及走向。具体而言就是，结合对农村生活现状尤其是抗争事件的“深描”，弄清楚农村底层社会的抗争行动是如何形成的？相关的治理如何化解这些抗争乃至彻底改变抗争形成的根源？换而言之，抗争是如何改变乡村秩序的？治理又是如何影响乡村秩序的？

第2章文献综述

2.1有关底层社会的研究述评

底层是英语词汇subaltern的中文翻译，也被翻译成庶民，作为一个理论术语，“庶民”的概念来自于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安东尼奥.葛兰西。他在《狱中札记》的《意大利历史随笔》一节中首次使用了 “庶民”，意指欧洲社会里那些从属的、被排除在主流之外的社会群体，他的“底层阶级”主要指马克思意义上的无产阶级。他认为，研究庶民的历史必须关注如下问题：“（一）在经济生产领域的发展和变化的作用下，庶民社会集团的客观形成，它们在数量上的扩散及其与早己存在的社会集团之间的渊源关系，它们在一段时期内保存着这些集团的心态、意识形态和目标；（二）它们积极或消极地加入统治政治阶层，为了坚持自己的要求而试图影响这些阶层的纲领，它们所作的这些努力在分化、改造和新生过程中的决定作用；（三）旨在保住庶民集团的首肯并维持对它们的控制的统治集团的新政党的诞生；（四）为了坚持对部分有限地位的要求，庶民集团自身所造就的阶层；（五）那些维护庶民集团自治权（在旧体系内部）的新阶层；（六）那些维护整体自治等等的阶层”气与欧洲某些马克思主义者对农民的文化、信仰、实践活动和政治潜力的轻视相反，葛兰西特别提到了农民的宗教信仰和实践的独特性质、他们的语言和文化产品、他们的日常生活和斗争以及革命的知识分子研究和理解农民的必要性，他特别认为，破碎的、被动的和依赖性的农民意识往往被统治阶级支配性的意识形态所拘囿，即使在抵抗运动中亦是如此底层作为社会学研究范畴，在美国产生于1961年，比印度的底层研究早了 20年。18和19世纪的美国，社会下层被称为“不值得救助的穷人”（undeserving poor), 1961年，人类学家及社会学家奥斯卡?刘易斯（Oscar Lewis)在《桑且和他的孩子们》中第一次用“under class"取代了当时流行的“lower class",他通过对贫民窟中一个墨西哥人女性户主家庭的研究，首先使用“底层阶级”这一概念，使之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群体研究。

第3章结构性差异：底层抗争的基本要素............ 44

3.1 Z镇经济与社会的结构性差异.......... 44

3.2底层抗争的基本要素与逻辑关系.......... 51

3.2.1 底层抗争的基本要素.......... 51

3.2.2抗争要素的逻辑关系 ..........53

第4章侵权认知：底层抗争的意识要.......... 56

4.1 侵权的历程.......... 57

4.1.1 Z镇早期的社会结构.......... 57

4.1.2 Z镇的“五九年”事件.......... 59

4.1.3 Z镇新时期的社会结构.......... 60

4.2 认知的转变.......... 62

4.2.1 对农民问题的重视.......... 62

4.2.2 对农民抗争的同情.......... 64

4.3 心态的演变.......... 66

第5章抗争文化：底层抗争的话语要素.......... 75

5.1 地域文化中的民风民俗 ..........75

5.1.1 “民风彪悍”与“民风淳朴” .......... 75

5.1.2 民风民俗的发展演变.......... 77

5.2 农村场景中的抗争行动.......... 79

5.2.1 “宗族文化”下的抗争 ..........79

5.2.2 “精英文化”下的抗争.......... 81

5.2.3 “刁民文化”下的抗争 83

5.2.4 抗争文化的“催化作用” .......... 87

5.3 抗争行动塑造地域文化 ..........88

5.4 抗争文化中的“抗争性” .......... 91

结论

首先，以往学者关于抗争方面的研究大多集中在抗争策略方面，采用“过程一事件”的分析法剖析行动者的抗争逻辑，对于底层抗争实践有着现实意义。本文也同样抱着深切的现实关怀，在此基础上，从底层视角出发，提出了一个综合性的框架，将侵权认知、抗争文化、抗争策略纳入其中，作为底层抗争的三大要素，并且，作者认为，这三大要素之间是一种递进关系，侵权认知是抗争行动发生的首要基础，抗争文化具有“催化剂”的作用，抗争策略只是抗争行动的最后一个阶段和具体表现形式。作者将这一逻辑归纳为中国农村底层抗争的“递进模型”。在这一模型中，本文着重强调了 “抗争文化”在抗争行动形成过程中的作用，无论是底层民众，还是城市居民都不是一遇到侵权认知就走上抗争道路的，他受到自身“价值观念”的影响，笔者将这类影响他判断的因素称之为“抗争文化”。笔者认为，侵权认知是抗争行动发生的起点和基础，抗争文化决定着行动者判断是否进行抗争，抗争策略决定着抗争行动能否取得成功。这三个因素是底层抗争发生的核心因素。

其次，笔者不仅仅关注底层抗争，而且还从基层治理视角上对抗争政治的各个因素进行回应，指出治理抗争分为三个阶段，维稳能够消解抗争策略，和谐话语能够导引抗争文化，公正价值能够颠覆侵权认知。当前基层治理停留在维稳阶段，并且深陷“内卷化”困局而无法自拔，需要当前基层治理者釆用技术治理进行维稳的同时，还要进一步结合政治话语来导引抗争文化，并且最终建立一个达至公正的政治共同体，只有这样底层抗争才会逐渐走入历史，底层社会才会真正达到和谐，和谐社会才能够真正建成。需要说明的是，这三个阶段的治理要遵循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也需要结合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程度，我们期待尽快迎来一个“善治”的新时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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