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引言

第一节研究背景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赴美上市。2001年至2002年2月底，在美上市中国公司的数量由35家增加至294家（见图1）。然而好景不长，年以后，不少在美上市的中国公司因财务舞弊问题而被质疑甚至起诉，引发了中国概念股的诚信危机。那么美国投资者为什么会集体抛售所有中国公司的股票呢？一种可能是他们以前购买中国公司的股票是受到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吸引以及为了分散投资风险，而并不是真正地了解这些公司。相比于了解总部设在美国的本土上市公司，投资者想要了解中国公司的营运情况会因为语言沟通障碍以及高昂的实地考察成本等因素而变得更加困难。自然地，他们也缺乏深入的知识来辨别中国公司质量的好坏。在这种情况下，一场突如其来的中国概念股财务丑闻风波就能使美国投资者失去对所有中国公司的信心。

第二节研究思路和框架

第二，在此次财务舞弊风波中，非舞弊公司也受到舞弊公司的连累，股价大幅下跌。为了与财务舞弊公司区别幵来，非舞弊公司有动机向市场发送前者难以模仿的高成本信号。为此，本文搜集了一系列中国概念股在财务舞弊丑闻爆发后发出的信号。这些信号包括：公司股票回购、内部人增持、私有化、提高股利支付水平、改聘声誉更高的外部审计机构、增加外部独立董事、发行新债和新闻媒体澄清财务信息质量。根据发送信号是否需要动用大量的高管私人资金或公司自有现金，笔者将以上八种信号分成高成本信号和低成本信号两类，并观察各类信号在公告期的市场反应。具体地，本文验证了以下两个假设：第一，财务舞弊丑闻爆发后，舞弊公司为了与舞弊公司区分开来，更可能发出高成本信号；第二，证券市场对于非舞弊公司发出的高成本信号给予积极反应。因此，非舞弊公司确实能够通过发送高成本信号达到挽回价值损失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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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文献综述

第一节财务舞弊研究领域的文献综述

财务状况方面，发现违反美国一般公认会计准则的公司销售增长较快且资产负债率较高。和发现在财务舞弊发生的前一年，舞弊公司在存货销售比、成长速度、资产收益率等方面均显著高于非舞弊公司。发现盈余操纵与财务舞弊发生概率正相关。此外，还有一些学者运用财务指标建立综合的财务舞弊预警模型。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的模型。通过建立含有个财务解释变量的模型检验公司是否进行盈余操纵。其发现，公司应收账款大幅增加、毛利率大幅下降、资产质量下降、主营业务收入异常增加、折旧率突降、管理费用突增、资产负债率异常上升以及应计利润率上升等都可能预示着财务舞弊的发生。通过建立包括个财务类指标和个新股发行指标在内的模型预测公司实施财务舞弊的概率，并将该概率与市场实际平均舞弊概率进行比较。他们认为，当预测舞弊概率与市场实际平均舞弊概率的比值大于某一标准值时，则该公司应被划分为高舞弊风险公司。

第二节信号传递研究领域的文献综述

由于此次中国概念股财务舞弊丑闻备受外界关注，短时期内国内外也涌现出了很多针对该事件的研究。在这些研宄中，国外学者主要通过实证方法，围绕通过借壳上市的中国公司展开一系列的研究。相比之下，国内学者大部分采用定性分析或者描述统计的方法分析事件发生的原因以及舞弊公司的特征。下面，笔者将对这些研究进行简要梳理。结果表明借壳上市公司，尤其是有中国背景的借壳上市公司的会计报告质量显著低于国内同行业的可比公司。类似地，发现在美借壳上市中国公司的财务报告质量更要低于其他在美借壳上市的公司以及通过其他途径在美上市中国公司的财务报告质量。此外，利用在中国和在美国双重上市的公司建立一套衡量两国一般公认会计准则,正常差异的标准，以用于鉴别公司是否实施财务舞弊。运用这一方法，他们发现：在美借壳上市的中国公司在中美两国财务报告的差异上，仅一小部分能用两国的差异解释。这意味着财务报告差异中的很大部分是由财务舞弊导致的。

第三章研究假设................13

第一节借壳上市与财务舞弊.................14

第二节社会诚信与财务舞弊...............14

第四章数据、样本和变量描述.......................16

第五章财务舞弊影响因素的实证结果与分析..............................21

第一节单变量分析...............21

第二节多元回归分析............23

第六章非财务舞弊公司信号策略的实证结果与分析

第一节中国概念股发送信号的分类

笔者从262上市公司公告中搜集家在美上市中国公司在2011年4月26日至2012年3月30日间发出的8类信号。这些信号包括：内部人增持、公司股票回购、私有化交易、提高股利发放水平、新增负债、改聘更好的审计机构、新增独立董事和新闻媒体澄清。关于这些信号的定义，见表7。在这些信号中，笔者将内部人增持、公司股票回购、私有化和提高股利发放水平划分为高成本信号。这是因为这四类信号策略的实施往往需要动用大量的高管私人资金或公司自有现金。相比之下，新增负债、改聘更好的审计机构、新增独立董事和新闻媒体澄清等信号策略的实施成本较低，因而被归类为低成本信号。

第二节非舞弊公司更可能发出高成本信号吗？

对于以上分析，读者可能有所质疑：或许前文的结论（非财务舞弊公司在财务丑闻爆发后比舞弊公司更可能发出高成本信号）仅仅是因为非舞弊公司在任何时期相较于舞弊公司在发送高成本信号方面都有绝对优势。换言之，即便是在未爆发大规模财务丑闻的正常时期，高质量公司同样也会比低质量公司发送更多的高成本信号，因而前文发现的结果并不能说明非舞弊公司在危机时期采取了自救措施。为了澄清该质疑，有两点需要被证实。第一，在决定采用何种信号策略时，高质量公司仅青睐比较成本优势。换言之，若非必需，高质量公司并不会比低质量公司向市场发送更多的高成本信号。第二，在确实需要高成本信号的时候，高质量公司就有能力采用高成本信号策略，而低质量公司却难以效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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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结论

通过考察中国概念股的信号发送行为，本文还研究了非财务舞弊公司在财务丑闻爆发后如何自救以挽回损失。研究发现，非财务舞弊公司在丑闻爆发后比舞弊公司更可能发出股票回购、内部人增持、私有化交易以及提高股利发放水平等高成本信号。这些高成本信号往往伴随着积极的市场反应，因而能够帮助非舞弊公司在舞弊丑闻爆发后区分于舞弊公司。本文的研宄结论对于证券监管部门、公司管理层以及投资者都有重要启示：首先，本文的研宄表明舞弊公司上市之初的财务和治理等特征就已经和其他健康公司有着显著差异，因此中美监管机构应加紧建立跨境合作监管机制，利用这些特征识别高舞弊风险的公司，避免存在严重瑕庇的公司赴海外上市，重塑中国概念股的国际声誉；其次，本文的研究还发现上市方式和中介机构声誉等因素能够影响公司实施舞弊的可能性，因此计划赴海外上市的公司需优先聘请高质量的中介机构并慎重选择上市方式。对于那些己经上市的公司，本文关于信号发送行为的研宄则能够为它们在未来应对类似信任危机提供借鉴；最后，投资者亦可利用本文所发现的指标来觀别在美国、甚至是在上海、深圳及香港上市中国公司的质量，从而做出更为理性的投资决策，降低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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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略）